不從數字出發：以環境與使用者為核心的建築思考／ft. 郭旭原建築師

王：郭建的家鄉在哪？您曾住過哪些不同類型的住宅？
郭：我是台南人。雖然很小的時候就隨父親到台北生活，但小時候寒暑假幾乎都在台南四處玩耍，這經驗對我影響很大。台南城如迷宮般的巷弄就是我的遊樂園，店家不是開在大馬路上，而是藏在巷弄裡面，因大馬路多是後來才拓寬、出現的。那時我們住在民權路阿嬤家，是一棟兩層到兩層半高的長條街屋。

阿公是國寶級的傳統佛像雕刻師，一樓前半段是他的雕刻與工作空間，後方是佛堂正廳與祖先牌位的空間，佛桌背後有一間臥室，上面有一個天窗引進採光。第二進是中庭，走廊在右側，左側則是樓梯通往二樓；第三進則是廚房與餐桌，後面另一個中庭空間是廁所和浴室。這種一進一進深邃延伸的居住經驗，對兒時的我來說，和在台北的生活有很大的落差。

父親是公務員，我們在北部住過公寓，也住過兩層樓的連棟透天，一樓是客餐廳，二樓則是兩間臥室。也曾住在金華女中對面、當時還沒被馬路覆蓋的瑠公圳旁的一樓，還記得每逢大雨就經常淹水。中學時期住得最久、印象也最深的，應是麗水街的步登公寓四樓，那裡的環境尺度和氛圍非常好。

大學在台中東海大學就讀，東海的宿舍建築順應地形而蓋，兩層樓的量體順著高低起伏，上上下下與整個環境結合在一起，讓人與人、人與自然很自然地在其中相遇與交流。

王：選擇念建築系的原因？工作後才決定出國深造的原因？
郭：我念建築的動機可能和一般人有點不同。小時候很愛畫畫，填志願時也幾乎都只填有建築系的學校，但最後先考上的是東海化學系，之後才轉到東海建築。當時有一個誤解，以為建築系好像不用太念書、只要畫畫就好，所以一心想念建築。

大學畢業、當完兵後，在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出國念書。那時正值台灣經濟起飛，房地產案非常多，事務所不斷在招人。還記得剛進李先生事務所時，前兩個星期甚至沒有自己的座位，都站著切模型、畫圖，經常熬夜加班。當時的集合住宅設計，多半就是看地點、算坪數、分配大小，與現在多數資本導向的思考，其實差異並不大。工作一段時間之後，開始覺得自己有許多不足。特別是慢慢體認到，在日常生活的環境裡，不能只用「建築」本身來思考，還必須涵蓋更多層面的事物，更多人與環境的關係需要被關注。再加上我跟惠美很喜歡旅行，而城市一直是讓人著迷的地方，所以決定出國深造。

選擇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都市與建築研究所，就是希望能從都市的角度去探討建築在整個城市環境裡所扮演的角色、關係與位置。這也開啟了我後來在執業時，持續關心環境、城市與建築之間互動的視角。當時我們住在劍橋市一棟約四、五層樓高的公寓住宅。旁邊有一棵很大的榆樹，枝葉茂盛，夏日陽光穿過樹葉灑進屋內，閃爍的光線讓客廳整個空間顯得溫暖又舒服，只是那時候沒有太多閒暇時光能真正好好享受它。

王：您會用什麼角度挑選自己居住的房子？替他人設計時會依循相同標準嗎？
郭：我跟惠美都非常重視建築「由內向外」與「由外向內」的關係。這不只是指室內的尺度，而是包括整個鄰近環境的場域感、街道尺度、綠意與大樹的存在等；反而不是單純以室內空間多大、機能配置多完美作為優先考量。至於設計工作上，其實在現今的資本市場結構裡，建築師是無法「挑案子」的，比較像是在業主給定的戰場上奮戰。必須在現實條件與需求之下進行設計，試著挖掘每一塊基地的可能性，找到基地裡值得被尊重與回應的精神。

面對一個基地時，我會先從基地周邊的空間環境出發，理解它的發展歷程，而不只是看基地範圍內和建築本體本身，而是試著看前十年與後十年，思考周邊空間將如何被形塑。透過這樣的預測與想像，重新思考：未來這棟建築在這個環境裡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例如建築量體的虛實關係、出入口的位置與方向、與鄰里之間的互動、建築真正的「正面」與「側面」在哪裡？甚至是「回家」這條路徑的節奏與身體感受應該是什麼？

很多開發商拿到一塊地，在圖上看到的往往只是一張白紙與容積數字，這塊基地就變成單純的資本原料與數字計算。但我認為，一個負責任的建築師應該讀取更多訊息，多聆聽環境的聲音：周邊那棵大榕樹的陰影落在哪裡？冬天的陽光怎麼進來？站在未來的陽台上，風會如何掠過身體？這些都應該是起點。

王：開發商買地時，一定已經有想法，若您與業主在規劃設計上的想法產生牴觸時，通常如何面對與解決？
郭：這些年走過台灣房市的好景與低潮，也經歷政府打房、921大地震、以及全球金融情勢不佳的階段，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大部分業主最優先考慮的仍是「數字」。坪數如何分配比較好賣？坪效如何？回收率多少？幾乎都是資本市場與價格的計算。但相較於陽光、風、氣味、觸感這些跟身體直接相關的感受，數字其實是非常抽象的。很多開發商並未接受過完整的建築訓練，因此不知道「居住品質」遠比這些抽象數字重要得多。於是，如何把這種抽象的資本計算轉譯為真實的生活經驗、在與開發商不斷的拉鋸中提出不同的想像，就變成房地產建築裡一種像輪迴般、反覆上演的夢魘。

每當遇到這類議題，我會先務實地跟客戶溝通：以目前常見的公設比來說，銷售坪數二十幾坪，要規劃成三房，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大概只能做成一房一廳、相對合宜的居住單元，連陽台空間都很難分配出來。因此，我會先跟客戶一起把平面條件攤開來討論，提醒他在這樣的條件下所設計出來的住宅，是否真能符合購屋者對生活的期待，並且可以舒適地居住。與其只是在專業圈裡彼此討論「設計怎麼做」，我更傾向直接把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反映給業主，因為只有這樣，才有機會鬆動框架，讓業主開始懷疑、重新思考自己產品定位是否正確，進一步去挑戰代銷給出的各種限制。這其實就是建築專業應該堅持的部分。

當然，若業主非常強勢，堅持「代銷說的就是對的」，建築師其實是能選擇業主的。如果價值觀真的不合，不如一開始就婉拒，與其花大量心力在說服對方，卻始終無法改變，不如把時間留給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情。我認為建築師應該爭取在住宅市場裡更多的話語權，更清楚且有邏輯地提出自己的主張。即便市場現況如此，只要願意從不同角度切入，仍有可能打造出更好的住宅空間。現在的困境是一種輪迴：開發商、建築師與購屋者都被代銷綁住，我們必須一起想辦法鬆動、改變這樣的結構。

王：這麼多年來，難道除了地段區位、坪效與價格之外，沒有引進其他判斷因素嗎？以及購屋者的觀念有改變嗎？
郭：有變化，但老實說並不算明顯。的確，建設公司也逐漸世代交替，第二代對價值與建築的看法跟第一代稍有不同，也會想做些不一樣的嘗試，但多數時候還是跳不出以數字判斷為核心的框架。能真正突破現實結構的並不多。當建案進入住宅市場競爭，代銷公司往往會拿過去的成功經驗來說服開發商：「這樣好賣」、「那樣賣不掉」，於是更關鍵的問題反而不是單一開發商，而是主導房地產銷售邏輯的代銷體系本身，並沒有太大的進步。不過站在他們立場，其實也無可厚非，因為開發商背後的資本結構太大、風險太高，人人都傾向選擇最保守、最安全的作法。

願意真正支持並相信建築師專業，以更高成本蓋房子，或認同建築應該嵌合在城市環境中，成為都市場域精神延續一部分的開發商，其實比例並不高。以獲得第九屆住宅獎首獎的「貴象」為例，為讓建築得以延續原有都市紋理、延伸並串連都市空間，我們在建築中間打開一個大中庭，讓空間感從外部延伸到內部，再由內部回到外部。光為了拿掉中間的梁、騰出這個大中庭，就必須付出相當可觀的結構成本。願意為此買單，其實是開發商對建築價值的認同與承擔。

至於購屋者對「家」的想像，初始多半是聚焦在建造品質的要求，但對「居住」本身卻很少提出主張。可能因為長期被消費媒體與代銷話術宰制，從銷售角度反過來要求建築師必須做多大坪數、幾房幾廳，因「那樣比較好賣」。但是，三十幾坪的住宅要硬擠三房兩廳，其實非常辛苦，也不會舒適。為什麼不能只規劃一房或兩房，讓日常生活的品質提升？長期用「數字」在銷售，購屋者久而久之也被催眠，變成只用數字看房子，同樣落入資本與數字的迷思裡。

但為什麼必須依賴代銷來告訴你一間房子好不好？其實根本原因在於，對自己的生活態度沒有清楚的主張，所以很容易被牽著走。我常常跟代銷爭論：為什麼陽台一定只能做1/8？為什麼不能計入主要容積？如果放下這些先入為主的限制，讓住戶真的能站在陽台吹到風、聞到泥土的味道，不是更好嗎？只是目前的資本市場結構過於僵化，在缺乏清楚生活主張的情況下，大家就只好一起掉入數字化的迷思。

王：您跟惠美總監是從商業建築出發，之後才參與公共建築，現在兩者同步進行，為何決定跨入公共建築？在觀念或設計上，帶來怎樣的挑戰或啟發？
郭：商業建築與公共建築確實有很大的差異，但真正的啟發最後還是回到「人」。在設計住宅建築時，其實很容易忽略，人是在建築與環境之間「移動」與「停留」的；而做公共建築時，則容易掉入另一個陷阱：過度聚焦在塑造一個造型華麗的「物件」，反而忽略真正使用建築的人。

我們一直的想法是，把建築當作一個媒介，讓人能透過建築去與環境發生關係、產生共鳴。以基隆太平國小為例，人透過身體走上路徑進入校舍，最後踩上木構樓梯到達屋頂層，回望整個基隆市與海港，這個過程讓人重新意識到自己與城市之間的連結——是透過建築，重新建構了人對環境的認知。

過去做房地產集合住宅時，比較難有機會把這些層次完整地表達出來；但在公共建築案裡，反而有更多可能去實驗。像「興隆公共住宅E基地」這個案子中，就嘗試在不同樓層留設公共空間，讓居住者在垂直動線的移動過程中，不斷與城市景觀對話，藉此建構一種「垂直化的聚落」，讓人知道自己並不是孤立地待在某一層室內，而是一直與外部環境串聯在一起。

某種程度上，透過參與公共建築，我們補上了在純商業建築裡較難實現的那一塊，也讓我們對「住宅」這件事本身，重新有了更完整的反思與實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