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 年 1 月 6 日
訪談時間:2025年11月13日
受 訪:侯文詠/作家
採訪撰稿:王進坤/台灣住宅建築獎協會理事長
王:老師您家鄉在哪?從小到大曾住過哪些不同類型的住宅?當離開家鄉到異地求學或工作時,環境帶給您哪些衝擊或影響?
侯:我是台灣土生土長的,從鄉下到都市都住過,大學到台北念書後就一直住在台北。兒時父親在糖廠做事,因台灣有很多糖廠,一家人跟著父親的工作調動常搬家,其中住過最舒服開心的是糖廠的員工宿舍。
那時的員工宿舍是沿用日式宿舍,我是在那樣的空間中成長的。每戶都是獨棟、有前後庭院,種有大樹跟農作物,我會爬上紅磚圍籬,走在上面四處串門子。宿舍的通風跟採光都很好,夏天涼爽不需靠冷氣;地板大部分是塌塌米,平時吃飯、看電視都坐在地上,睡覺時只要收收東西,鋪上棉被就能睡。室內大概就兩個房間,空間不大,家人會睡在一起,因此感情很好。且隨時會看到鄰居走動,鄰里互動也很緊密。現在回想,會覺得舒適,關鍵是跟自然的關係緊密,也不需要太多的電器。
到台北念書後,先是住在學生宿舍,後來父母決定在台北置產,買五層舊公寓裡的一戶,是雙拼、中間由樓梯串接的格局。因興建得密集,公寓跟公寓間會對看,採光就受到影響,有種壓迫感,跟鄰居也比較疏離,不像南部會主動打招呼聊天,而是習慣趕快回到自己的居所裡,不過母親適應得很好,很快就藉著做家務跟鄰里熟識。因此,當我經濟狀況較好,在選居所時,就很希望回到兒時的生活感,有院子、有採光、有比較好的視野。但在都市中很不容易。
王:當時的員工宿舍是像個聚落,好幾個家庭居住在一個區域嗎?
侯:是的,而且是整排的,我現在都還能記起鄰居小孩的名字。那時鄰里彼此熟識,會互相幫忙,所以既保有隱私,又守望相助、互相合作。很可惜的是,那個社區已拆除改建為大樓了。不知道為什麼,南部的都市化有種急迫的模仿感,好像要趕快蓋成大樓才能跟上流行,結果反而讓整個城市變醜了。
我外祖父那一代是住在三合院裡,非常漂亮,但祖父晚年就常抱怨找不到工人來修屋簷、梁柱,後來我再回去,整個風景都變了,原本一戶戶的三合院不是變成兩層的洋樓就是鐵皮屋。我很難過,不解為何台灣都市化的過程,是拆除漂亮的建築去興建醜陋的房子,而且還認為這叫做進步。
若去看歐洲,他們也經歷過戰亂、窮困,但還是將風格保存下來,知道什麼是漂亮的。台灣則經歷了一段自我懷疑,覺得舊的難看,一定要蓋成洋樓來顯示自己發達,在經歷這個過程時,我是無力跟傷心的。
王:為何台灣這麼快就拋棄過去,擁抱這些水泥房子?
侯:這跟西方概念引進台灣有關。會覺得那是新的,就應該是好的。過去在日治時期,美感基本來自日本,而日本則是學習中國、歐陸跟英國,因此留下的官方建築有歐式的格局樣貌,比例都算融洽。但戰後直接引進西方現代建築,卻沒有消化理念,導致與原本的觀念或美學衝突時,直接拋棄舊的導向西方,最後變成三不像的狀態。
王:老師就讀台北醫學大學,其校園規劃及建築是台灣現代建築的典範,是吳明修建築師操刀的。能談談當時在校園的感受嗎?
侯:原始的三棟建築是形態、教學跟實驗大樓。以前校門口是在吳興街,有一條很長的百米道,讓學生走進校園時能沉澱心情,才再進到教室。百米道兩側是草皮種有白千層,也是球場,常能看到橄欖球隊在練習。進到建築群中,則是類似「コ」字型的配置,建築屋簷相連結。當時下大雨校園會淹水,所以建築有墊高一些。記得創辦人說過,這樣設計是希望不論大太陽或雨天,學生都能靜心在裡面學習,穿梭在校園內也不會被淋濕。
建築內有個大草坪,是我們打棒球、踢足球的地方,還有寄生蟲學科養的黑羊在那邊吃草,還常跟我們一起打球。那時覺得學校好美,種有楓香樹,會隨著四季變化。但前陣子回學校發現都變了,因需要發展,土地都拿去蓋新教室、新醫院了。以前沒課或不想聽課時,一群同學就會在校園曬太陽,現在都變成有效率的建築跟空間,讓人喘息、放空、相遇的空間不見了。從這角度看,人跟空間真的是相互依靠的,當空間結構改變,也會改變人跟人相處的方式跟情感,我滿懷念以前念書時的環境。
科技的發展讓所有的東西都變快了,現在我一天要回的訊息跟信件可能就有四、五十條,過去可能只有兩、三封,但這並沒有讓人跟人的關係變好,反而壓力變大,因必須趕快回覆。為達成這些效率,必須把時間利用到極致,所以科技並未幫人省下時間,反而是掉進無止盡的消耗裡,這是這個時代的大議題。
王:除住宅的外部環境,還有什麼是老師重視的?
侯:我現在住的地方是跟一位老太太買的,當時她先生已經過世,小孩也不住在身邊。還記得看房時,老太太一人在屋內,窗簾都拉下來,在偌大的空間,她背著光幾乎看不到她的臉,傳達非常孤寂的感覺,我當下就理解她為什麼要賣。而我當時是三十幾歲、剛有小孩的夫妻,一切才正要開始,我擁有這房子的記憶將跟老太太完全不同。買下後,就依照我們心中在乎的重新翻修。
當時是以客廳及餐廚為中心點向外配置房間,讓每一面都能通透。翻修完住進去後,真的有感覺到自己為生活規劃了一個樣子,但生活會自己改變,再回饋給你它的樣子,比如客廳本掛滿收藏的畫作想展示給客人,但其實我很少在家接待客人,導致客廳使用性不高,家人反而常待在廚房跟吧檯。觀察到這點後,就決定要改變,不然太浪費空間。我將畫作取下,改換成投影機跟屏幕,這一調整,空間就活起來了,變成小孩能玩遊戲、大人可看影音分享的地方。所以不是人去設計空間,應是空間隨著人的需求轉變,這樣才有意思。
現在年紀不同也有了新想法,以前追求效率,沒有裝大浴缸而是用淋浴,想說趕快洗完;但現在跟太太會渴望有大浴室能泡澡休息。另外,為了有大的客餐廳,房間就得比較小,導致更衣室有些不足。未來若再調整,會想將臥室、浴室放大,縮小其他空間來符合此刻的需求。
王:老師是在家書寫嗎?有專屬於您的書寫空間嗎?當家同時也是工作空間時,怎麼讓自己放鬆?
侯:我是在家書寫的。我有間依據長期打字需求而安排的書房,從打字桌、椅子到電腦都是為讓我能舒適工作。除桌椅跟電腦,其餘全都是書。以前渴望有很大的書櫃,但現在不會了,因太不現實,書櫃永遠無法滿足想要的書。
因為是獨立書房,當在裡面時,家人不會打擾我。我會抓時間,比如到吃飯時間就出來,所以只要走進書房的那個瞬間,就進入了寫作狀態。雖然書房有兩張椅子,但小孩不喜歡進來找我,因覺得像醫院看診,寧可把我叫出來邊吃飯邊說,所以空間是會暗示的。至於放鬆,就必須離開家,我會去跑步、游泳或是跟朋友聚會來切換,或就是洗澡睡個午覺。
王:從作家到編劇、製片,老師必須為劇本找合適場景。什麼樣的空間特質會吸引您?
侯:因人是存在空間裡的,所以當故事發生時,一定會有時序跟空間,所以劇本標題會寫白天或晚上、在哪裡發生,因換了地方,整場戲的情境就完全不同。
當製作人時管得更多,其中一個是管「錢」。看到劇本,心裡就要盤算選在這個地方會花多少錢、好不好租借整理等。比如我的新劇《人浮於愛》,碰到偷情的情節,就要思考怎樣的空間符合「偷情」需要?光線該是怎樣?最後是找到畫廊儲放原料的地下儲藏室,空間有點窄、暗暗髒髒的,剛好符合情境,也透過空間呈現了戲劇感。所以我想一位好建築師在設計建築時,心中一定也有個故事,比如設計百貨公司,會去想人怎麼採購、坐電梯上下時會感受到什麼,而不只是硬梆梆地在檢討法規跟機能。
王:您曾提到住宅應包容家庭成員,讓他們感到幸福。除機能效率外,您認為更應關照哪些層次?
侯:現在蓋房子的方法跟過去幾百年很不同,人的流動也比過去快。以前的人是在一個地方住很久,是先知道自己要什麼,然後才動手蓋房。許多住在新北山區的老人,自己會捕捉動物、會種地、會蓋房子,厲害得不得了。我在山上有個小地方,因知道自己想要的樣子,就有請這群七十多歲的老人幫我修屋頂。
但現在的房地產反過來了。建商目的是販售獲利,所以是從「什麼產品好賣」出發:如小坪數、公設、地段等,更不可能為每個人考量他們需求設計,就只有幾種房型可以選。以前是人因需求而蓋房子,現在是人要適應房子,主動關係改變了。買房的人想的是格局是否方正、有沒有面子、以後好不好賣,很少會想住進去會不會舒服、能否產生情感,現在要想這些,已變成一個奢華的願望。
王:在這趨勢下,有可能透過教育,比如教小孩居住方式,拿回主動權嗎?
侯:這是比建築議題還要大的提問。現在小孩跟我那一代其實沒有太大差別,受的教育仍較像是訓練「員工」,要他們學會技能以便進入生產線,不要有太多創意,照SOP做完就是好公民。這讓我們少了一種辨識能力,去認知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道家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人跟自然是連結的。但現在教育目的是讓你成為社會有用的人,依循社會告訴你的:該住怎樣的房、開怎樣的車、穿怎樣的衣、喝怎樣的酒,這樣才有面子。這不是不對,而是生命被限制住了,很難回頭發現自己跟生活的關係。現在的教育系統要達到這目標是遙不可及的,要想打破,必須回到自己身上,有沒有意識到並想去突破。
王:建築界一直在討論屬於台灣的建築樣態。老師建議可用怎樣的方式出發?
侯:我最不喜歡的設計思維,就是直接將台灣有特色的符號拼貼在建築上,因那沒有被消化。我常觀察外國人來台灣會拍什麼?其實被記錄下來的都是很日常的東西。比如永康街,我看到時很快就能辨認這不是新加坡、不是上海、不是東京,當能知道「不是什麼」的時候,才有辦法恢復感官知覺。永康街之所以獨特,不是因為哪一個特別的符號,而是由一群普通不過的日常擺設,自然地呈現在哪裡。看著它們,心中就會自然浮現那是台灣。
我想台灣的建築,應該就是要去抓到那個每天我們在過的生活,獨特卻又不太察覺的東西,讓它變得很舒服、很平常,但又特別。



